哪个平台买usdt便宜(www.payusdt.vip):关于米兰·昆德拉:成为一个广闻精湛的“天下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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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管常年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米兰·昆德拉的天下级文学成就早已举世公认。2011年,昆德拉作品集荣登法国伽利玛出书社“七星文库”,成为在世唯一入选作家。2019年,这位耐久寓居巴黎的异乡人、《不能遭受的生命之轻》的作者在亡命40年后,重新获得来自祖国捷克共和国政府的公民身份,捷克外交部谢谢昆德拉的作品“让捷克享誉天下”。2020年,昆德拉获得卡夫卡文学奖,这是继之前的耶路撒冷文学奖(1985)、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1987)、捷克国家文学奖(2007)之后的又一个主要奖项。

米兰·昆德拉

作为20世纪小说美学革命的伟大探索者,米兰·昆德拉自觉继续自塞万提斯以来的欧洲小说传统,在“叙事的小说”(以巴尔扎克、巨细仲马为代表)、“描绘的小说”(以福楼拜为代表)之外,依附《生涯在别处》(1973)、《笑忘录》(1979)、《不能遭受的生命之轻》(1984)、《不朽》(1990)等一系列杰作,缔造了“思索的小说”之岑岭,从而“将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抒情和情绪浓郁的一个新水平”。窃以为,在昆德拉从《玩笑》(1967)到《庆祝无意义》(2014)的所有小说作品中,甚至其精彩绝伦的四本头脑随笔(《小说的艺术》(1986)、《被倒戈的遗嘱》(1993)、《帷幕》(2005)、《相遇》(2009)),都始终贯串着带有昆德拉鲜明印记的两概略害词:一曰“音乐性”,一曰“中欧性”。前者划定了作品的形式结构和美学气概,后者则描绘了作品的精神情质和头脑舆图。尤其是后者,可以说不能深入明白昆德拉关于中欧主题的深邃思索,就难以掌握其小说艺术的精髓。

中欧:历史的实验室

现代欧洲的看法形成于7世纪,是对第一次阿拉伯-伊斯兰扩张的反映,人们最先将基督教与地域联系起来。12世纪,首次泛起了标示欧洲的舆图,然则欧洲的看法还很少使用。14世纪起,基督教天下获得了主要的地缘政治内容即基督教共和体,基督教空间政治统一的理念获得认同。之后,基督教欧洲又演化为天主教欧洲。在欧洲历史的远大叙事中,意大利文艺中兴、德国宗教改造、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被大书特书,中欧(德国属于广义的西欧)的历史却险些被人遗忘,只管它充满着主要、嫌疑、贪心甚至暴力。

事实上,早在1335年,波希米亚、波兰和匈牙利三国国王在匈牙利维谢格拉德的会晤,就正式开启了中欧的历史序幕。之后,将中欧作为一个地理-文化聚集体的起劲未曾隔离,但历史上的中欧一直都是帝国碰撞、战争最先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充当着缓冲区、防波堤。这里盛产浓咖啡、古典音乐和复仇影象,有着无数的诗篇、马蹄声和鲜血。回望已往,无论是对失踪帝国的感念,照样泛斯拉夫团结的梦想,抑或平衡器械方军事强国的愿望,现在都已成为过眼云烟。二战之后的30年,中欧的看法很少以现代时泛起,德语的中欧看法“Mitteleuropa”更是由于纳粹的战败而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80年月,“中欧”看法在中东欧的知识精英阶级最先苏醒,其中米兰·昆德拉的一系列小说和随笔对于中欧看法的叫醒和流传施展了要害作用。

“对一个匈牙利人,一个捷克人,一个波兰人来说,欧洲事实意味着什么?”这是昆德拉于1984年揭晓在《纽约书评》上的著名随笔《中欧的悲剧》中开篇提出的思索。在他看来,在一千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国家是欧洲的组成部门,一个以罗马基督教为泉源的欧洲。他们介入了欧洲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对他们来说,“欧洲”并不代表一个地理征象,而是一个与“西方”这个词同义的精神看法。当匈牙利不再是欧洲的之时——也就是,它不再是西方的之时——它就被人从自己的运气之中驱逐了,就被逐出了自身的历史:它失去了其认同的本质。

由此,就形成了“地理的欧洲”和“文化的欧洲”两个看法。前者(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山脉)总是被分成各自生长的两半,一半与古罗马和天主教会联系在一起,另一半则与拜占庭和东正教慎密相关。昆德拉以为,1945年(二战竣事)之后,两个欧洲的界限向西移动了几百公里,若干始终自以为属于西方的民族蓦然发现自身处于东方。效果,战后的欧洲生长出了三种基本处境:西欧、东欧,以及最为庞大的中欧:文化上属于西方而政治上属于东方。中欧的这种极端庞大性和矛盾性使其政治和文化处于极大的张力之中,更准确地说,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宜都随同着文化方面的强烈反映。

不难发现,20世纪下半叶欧洲的戏剧性事宜险些都集中在中欧: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人在1956年、1968年、1970年,以及1980年月……就戏剧性的水平和历史的影响而言,在整个“地理的欧洲”发生的事情,岂论是在西欧照样东欧,都没法与在中欧的前仆后继的叛逆相提并论。由于在昆德拉看来,不能将发生于布拉格或华沙的事情当成是东欧的,这是西方的事情——一个被绑架、被流放、被洗脑,然则依旧坚持捍卫自身之认同的西方。这就是“文化的欧洲”。对此,昆德拉略带激动地写道:

一群人民和一个文明的认同反映在并集中于由心灵所缔造的事物之中,在于所谓“文化”。……在1968年之前的几年中,正是戏剧、影戏、文学和哲学最终引发了布拉格之春的解放。正是最伟大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的一部戏剧被禁演触发了波兰学生在1968年的著名叛逆。这种在文化与生涯,缔造性的成就与民众的介入之间的幸福攀亲一直使中欧的一场又一场叛逆带有一种难以企及的美。

正是在此意义上,昆德拉所瞩目的小小的中欧就像一个伟大的历史实验室,种种政治、文化和艺术的实验在此交织、铺展和延烧,正如木心在《带根的落难者》一文中所展现的:“昆德拉看到的历史实验室是中欧:一个帝国的覆灭——几许小国的再生——民主——法西斯——德军的强占杀戮——苏军霸据、持异见者遭流放——理想社会的一线希望——希望的熄灭——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昆德拉兄弟们的决然去国……”回望历史,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的历史一直都是庞杂而破碎的,它们立国的传统相比更大的西方民族而言来得淡薄而且缺少延续性。夹在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之间,中欧的民族始终为了生计和保留自己的语言而费尽气力。它们从未完全被整合进西方的意识之中,以是中欧依旧是西方最不为人知且最懦弱的部门,而且更进一步深藏于由它们的奇异而且少少有人通晓的语言所组成的帷幕背后。

然而,正是这个庞杂、懦弱、破碎甚至被人遗忘的中欧,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缔造性的大发作作育了20世纪欧洲文化的最岑岭。

中欧:政治与文化的悖论

19世纪捷克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在一封写给法兰克福革命议会的著名信件中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耐久存在做辩解,他以为这是抵抗俄国的唯一屏障,抵抗“一股现在已然成为庞然大物的气力,这股气力已非任何西方国家所能匹敌。……一个普世的俄罗斯君主国,将会成为一场伟大的且难以尽述的灾难,一场无法估量的无尽灾难。”1918年,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拥有千年历史的哈布斯堡王朝走向覆灭,帕拉茨基就俄罗斯帝国野心做出的警示,到20世纪中叶被证实是极具预见性的远见卓识。

照帕拉茨基的看法,中欧应该成为同等民族的人人庭,相互尊重,配合防卫一个壮大的统一国家,其中每一个民族也将培育各自的特征。自14世纪的维谢格拉德会晤之后,这个梦想只管从未充实实现,却依旧壮大而富有影响力。中欧盼望凝聚起欧洲自己的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一个小的原型欧洲,一个简化的欧洲模范,并由怀抱如下准则的民族所组成:最小的地方之中的最大多样性。云云一来,面临一个确立在相反原则(最大空间中的最小多样性)之上的俄罗斯,中欧感应难以自适的深深恐惧。第一次天下大战之后,中欧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转变为一个由弱小国家组成的区域,它们的懦弱先是使希特勒的征服得逞,最终又使斯大林在此大获全胜。

昆德拉以为,一小我私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精湛的“天下性”的人。正是这一“最小的地方之中的最大多样性”原则,让中欧逐渐成为欧洲的一个伟大的文化中央,这与其在政治上的虚弱不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世纪上半叶,奥地利人勋伯格确立了十二音系统,匈牙利人巴托克挖掘出了以调性原则为依据的音乐最后的独创可能性。布拉格则有着卡夫卡和哈谢克这样足以与维也纳人穆齐尔和布洛赫匹敌的伟巨细说家,还为天下孝顺了却构主义的布拉格语言学派。而在波兰,维尔托德·贡布罗维奇、布鲁诺·舒尔茨、斯坦尼斯拉夫·维特凯维奇这个伟大的三位一体预示着1950年月的现代主义,稀奇是所谓的荒唐派戏剧。

在昆德拉看来,中欧的这种在文化上的缔造性大发作无法由地理界限来界定。换而言之,试图准确划定其地理界限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中欧不能以政治界限来划定,它并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文化,或者说一种运气。它的界限是想象的,而且必须在每一个历史境况中不停描绘。缘故原由在于,中欧的地理界限往往是侵略、征服和占领所强加的。中欧更应该由这些伟大的配合处境所界定,这些处境重新群集着差其余人民,依据想象以及不停更改的疆域重新组合,栖身其间的人们拥有相似的影象,相似的问题与冲突,相似的配合传统。这些伟大的配合处境作育了中欧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抗姿态。

中欧文化的这些伟大特质使其充当了由国家靠山向天下靠山过渡的门路和桥梁,昆德拉将之称为“中央靠山”。正是这一“中央靠山”,发生了弗洛伊德与马勒、卡夫卡与哈谢克、穆齐尔与布洛赫、勋伯格与巴托克、克里姆特与席勒、贡布罗维奇与舒尔茨……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1945年之后的时期对中欧来说既是悲剧性的,却也是其文化史上的伟大时期。岂论是亡命写作(贡布罗维奇、米沃什),照样以地下的缔造流动的形式举行(1968年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或是在舆论压力之下获得政府的容忍,不管是在这几种处境中哪一种之中,这一时期降生于中欧的影戏、小说、戏剧和哲学作品往往能够到达欧洲文化的最岑岭。毫无疑问,中欧文化的“中央靠山”在其中施展了要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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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天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8年之后,接着更彻底的,是在1945年之后,奥地利脱离了中欧的靠山,退而自守,或退入自身的日耳曼性之中,不再是弗洛伊德或马勒的谁人绚烂耀眼的奥地利,不再是赫尔曼·布洛赫谁人心心念念的奥地利,不再是茨威格笔下谁人美妙的《昨日的天下》,而是另一个奥地利,只有相当有限的文化影响力。中欧国家感应1945年之后发生的运气改变不仅是政治灾难,更是对其文明的袭击。正因云云,中欧人抵制的深层意义在于保持其文化特征的斗争,即保持其西方性(或曰“欧洲性”)。在昆德拉看来,中欧的运气预示着欧洲的运气,其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悲剧的是,欧洲并未注重到中欧文化家园的消逝,由于欧洲不再看重其文化的统一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昆德拉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中欧而言,真正的悲剧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

对于欧洲人可能面临的(文化)终结所做的漫长沉思,在20世纪最伟大的中欧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罗伯特·穆齐尔、维尔托德·贡布罗维奇(昆德拉将此三人连同弗兰茨·卡夫卡称为“中欧文学四杰”)等人的作品中获得了最深刻、最沉痛、最淋漓尽致地展现,他们开创了昆德拉所谓的“小说的最终悖论时期”。

中欧:小说的最终悖论期

在一样平凡人的印象中,20世纪现代主义经典的中央在西欧。当现代主义经典小说占有欧洲时,似乎在地缘上西欧义无反顾,从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伦敦,到托马斯·曼的柏林,再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巴黎,而把之外的其它地方(包罗中欧)都边缘化了。但在昆德拉看来,欧洲小说履历了差其余生长阶段,差其余民族像接力赛那样轮流做出了创举:先是伟大先驱意大利的薄伽丘;然后是法国的拉伯雷;然后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落难汉小说;18世纪有伟大的英国小说,到世纪末,歌德带来德意志的孝顺;19世纪整个地属于法国,到最后30年有俄罗斯小说的进入,随之,泛起斯堪的维纳亚小说。然后,在20世纪是中欧的伟大孝顺:卡夫卡、穆齐尓、布洛赫、贡布罗维奇……

《小说的艺术》

是的,在昆德拉眼中20世纪(尤其是一战以后)的欧洲小说进入了“中欧时代”。在《小说的艺术》全书开篇,昆德拉便祭出了胡塞尔谈欧洲危急和欧洲人性可能消逝的著名演讲,他将之称为胡塞尔的哲学遗嘱。这些演讲恰巧是在中欧的两个首都举行的,对“巧合”(在长篇小说《不朽》中,他意味深长区域分了四种差异类型的“巧合”)深具洞见的昆德拉点出了其背后的深意:正是在中欧,西方首次在它的现代历史中,看到了西方的消亡,或者更确切地说,看到了它自己的一块被宰割,那时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都被吞并入俄罗斯帝国。这一不幸事宜是由第一次天下大战造成的,这一由哈布斯堡王朝引发的战争不仅导致了帝国自己的消亡,而且往后摇动了早已受到削弱的欧洲。

在谁人欧洲最后和平的时代,人仅需与自己灵魂中的妖怪格斗,谁人乔伊斯与普鲁斯特的时代,随着第一次天下大战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一去不复返了。在“中欧文学四杰”等人的小说中,妖怪来自外部天下,即人们称为历史的器械。这一历史已不再像冒险家的列车,它变得非小我私人,无法控制,无法展望,无法明白,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它。正是在这一时刻(在1914年第一次天下大战之后不久),一大批伟大的中欧小说家瞥见、触及并捉住了现代的那些“最终悖论”,从而开创了小说史的“最终悖论时期”,这一伟大的时代在昆德拉看来还远远没有竣事,它源自20世纪中欧最伟大的文学家们对前一世纪浪漫主义繁重影响力的叛逆。对他们来说,这种浪漫主义庸俗的极致,无可阻止地导致媚俗。而媚俗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门徒和传承者来说),是最大的美学之恶。

是的,当浪漫骑士堂吉诃德在三个世纪的旅行之后,换上了土地丈量员的行头,回到了家乡的墟落。他原来出发去寻找冒险,而现在,在这个城堡下的墟落中,他甚至弄丢了姓名,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曾经风景无限的堂吉诃德酿成了可怜的K,他已别无选择。冒险是强加于他的,是由于在他的档案中泛起一个错误,从而跟治理部门发生了无聊的争执。对此,昆德拉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在三个世纪之后,小说中冒险这一头号大主题怎么了?岂非它已成了对自己的滑稽模拟?这说明晰什么?岂非小说的蹊径最后以悖论了结?这触及到了昆德拉心目中关于小说艺术的本质,它潜藏在他所激赏的布洛赫的一句话中:发现小说才气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

在昆德拉看来,研究问题而非给出谜底,才是一个现代小说家应有的态度。在此意义上,他将塞万提斯视为现代小说的真正源头:“他虚构一些故事,在故事里,他询问天下。人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小说的智慧则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因此,昆德拉高度重视塞万提斯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它的焦点是让人领会到这个天下没有绝对真理,有的只是一堆庞大的甚至相互对立的问题。正如他另一本头脑随笔的书名《被倒戈的遗嘱》,昆德拉的最大忧虑就是塞万提斯的这份遗产正在被欧洲甚至全天下所遗忘。历史决议论的历史观和天下观,高度极权化的社会政治,民众传媒的话语垄断,都在让这份遗产销蚀殆尽。

《被倒戈的遗嘱》

对于中欧小说的“最终悖论”,昆德拉举了《好兵帅克》这部创作于一战后的长篇小说。奇异的是,它既是一部笑剧小说,又是一部战争小说,战争的残酷竟成了提供笑料的题材。对于荷马或托尔斯泰,战争具有一种完全可以明白的意义:接触是为了获得优美的海伦,或是为了捍卫俄罗斯。然而,当帅克与他的同伴向前线挺进时,却不知道是为着什么,而且更不能思议的是,他们对此基本就不感兴趣。那到底什么是一场战争的念头,若是既非海伦又非祖国?岂非仅仅是出于一种想确证自己气力的气力?实在,这种非理性的气力贯串于古往今来的所有战争,却第一次在哈谢克笔下以一种反讽的笔调赤裸裸地出现出来。这种气力的进攻性完全没有利益性,没有念头,它只想体现它的意志:纯粹的非理性。这在相当水平上注释了为何20世纪上半叶众多一流的小说家都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

《梦游人》

在此,卡夫卡和哈谢克让我们直面这一伟大的悖论:在现代性的萌芽期,笛卡尔的理性将从中世纪继续下来的价值观一个个所有侵蚀殆尽。然则,正当理性大获全胜之际,纯粹的非理性(也就是只想体现其意志的气力)占有了天下的舞台,由于再没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价值系统可以阻挡它。昆德拉以为,这一悖论在布洛赫的长篇小说《梦游人》中获得了最精彩的展现和诠释。在布洛赫的天下中,历史出现为价值(源于中世纪的价值)不停贬值的历程,这一历程绵延现代的四个世纪,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同时,布洛赫以他特殊的融合能力(毫无违和感地融入诗歌、哲学、科学、音乐等等),用所有智力手段和所有诗性形式去照亮“唯有小说才气发现的器械”:人的存在。在社会分工极其细腻的时代,在疯狂的专业化时代,小说成了最后的岗位之一,在这个岗位上人们还可以保持与生涯整体的关系,而非堕入“对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语)。正是在此意义上,以布洛赫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继续着自塞万提斯以来所有伟大的小说家都介入的同样的探询。

米兰·昆德拉沿着20世纪中欧小说家所开拓的崭新蹊径,自觉地继续了自塞万提斯以来的欧洲小说传统,在其一系列精彩的杰作中深入探询了“灵与肉”、“轻与重”、“笑与忘”、“快与慢”、“游戏与性爱”、“青春与激情”、“殒命与不朽”、“亡命与乡愁”、“审美与媚俗”、“地缘与文化”、“梦幻与现实”、“自我与身份”、“加法与减法”等等关于人的存在的重大主题,以其精妙的音乐性、深邃的哲学内在和浓郁的诗性特质,为天下文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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